1.全球史观的产生与发展

刘新成：《全球史观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编纂》，《世界历史》2006年第1期。

一般认为，1963年美国学者威廉·麦克尼尔发表《西方的兴起》一书乃是全球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诞生的标志，而全球史走向成熟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。需要说明的是，为我国读者所熟悉的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，虽然是全球史学的开拓者之一，但他基于现代化史观撰写的《全球通史》并不是全球史范式的代表作，该书与目前全球史学的架构完全不同，因此不宜以斯塔夫里阿诺斯的《全球通史》作为评价全球史观的主要根据。

汉语“全球史观”一词最初译自西文哪个词汇（组），现已无从查考。“观”字尤其出处不明，而且极易引起误解。汉语的“某某观”通常含有理论体系的意思，而全球史并“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论体系”。以我们所习用的学术管理术语来表示，全球史在其故乡——美国，仅仅是个与国别史、专门史等等并列的二级学科（世界历史）下的研究方向。在美国许多大学的课程表中，“全球史”和“西方文明史”并列为限选课，本科生可从中选修一门，与必修课“美国史”一起，合成历史科必修学分。从这个角度而言，全球史大致相当于我国高校课程中的“世界通史”。在英文中，Global History、World History和Universal History在全球史的特定意义上通用，这也说明了全球史与世界通史的对应关系。全球史有其理论，但这种理论属于历史编纂方法论，确切地说是编纂世界通史的方法论。世界通史作为独特的学科领域，当然需要独特的研究、表述和编纂方法。美国当代全球史代表人物之一本特利教授在说到全球史时，也屡屡指出“它是一种方法”。吴于厪先生曾在吴齐本《世界通史》教材的总序中，将世界通史规定为“对人类历史自原始、孤立、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阐述”，也是一种具有世界通史编纂方法论性质的陈述，而全球史理论与吴先生的这一陈述正好属于同一理论层次。之所以强调这一点，是因为国内有些学者用全球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做比较，把编纂通史的某种方法和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相提并论，似乎不很妥当。

刘新成：《全球史观在中国》，《历史研究》2011年第6期。

下面简单梳理一下“全球史观”在西方的发展。

首先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。他们的最大理论贡献是指出欧洲／西方文明不曾、也不会定格于文明的顶峰。为说明文明的命运，他们举其他历史文明为例，虽不曾批判欧洲中心论，但拓展了欧洲世界史学视野，使后者在“唯我独尊”一个多世纪之后重新认识到其他文明的存在。

巴勒克拉夫明确提出“全球史观”，呼唤宏观世界史学的回归。他也是主张把“去欧洲中心”的思想从思辨史学转入叙述史学的第一人。虽然他本人并未撰写贯彻全球史观的世界通史，但他的“公平对待各种文明，承认各自历史贡献”的思想渗透在他的许多著作当中。

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史观方法论上进行了开创性尝试。他提出的“月球立场”和“非国家叙事单位”充分展示了努力克服“欧洲中心论”的决心，《全球通史》一书因此风行。

以沃勒斯坦和麦克尼尔／本特利为代表的方法论创新走的是另一条路：解构“西方文明”。沃勒斯坦的“世界体系说”旨在说明，文明不可能单独存在，只能生存于由多种文明组成的“体系”当中，一种文明的兴衰端赖于体系发生变化，而不仅仅是文明自身的原因。沙弗（Wolf Schafer）和玛兹利什所倡导的“全球化进程史”实际上是这种“世界体系说”的延伸。麦克尼尔／本特利则指出，文明不可能“纯粹”，各个文明都是多种文明成分的混合物，且彼此处于不断交流与融合的过程当中，脱离这一过程为文明分类和定性，本身就是荒谬的。彭慕兰的“去欧洲中心”最为直截了当，他说，晚至近代早期，世界中心并不在欧洲，而在中国。